贝尔纳·维奥雷是一位法国传记作家。他准备撰写阿兰·德隆的传记，为此把一份关于这位著名演员的童年、金钱与性关系等等的写作提纲，交给了格拉塞出版社。不料阿兰·德隆在看了出版社给他的提纲之后，立即向法庭提出起诉。初审结果是禁止散发维奥雷的提纲，以及根据这份提纲撰写的任何作品。维奥雷表示不服，反诉阿兰·德隆损害他的名誉，并追究格拉塞出版社的责任。这个案子涉及到传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暴露隐私的问题，法国《读书》杂志为此采访了贝尔纳·维奥雷。
他的指控很严重，但是没有根据。他的传记我还没有写一行字，所以我对他的私生活没有造成任何损害。不过我确实认为，出生、童年、成年之前的各种关系，是每个人的命运的关键。如果我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允许，就在一本传记里提到这类情况的话，我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的第一本书《努特案件》，就是因为提到了一桩离婚案而被禁止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出了10部作品，法庭从来没有抓住我什么把柄。
传记作家本着积极的意图，为了理解所写的人而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，在这个范围内，我认为私生活的概念限制太多，过于吹毛求疵。如果完全照办的话，能够提到的就只有专业的和联谊会的活动了，其余的一切都属于私生活：出生、童年、地址、家庭关系、婚姻、离婚、宗教信仰、健康状况等等。
禁止一本尚未写出来的书，怎么可能不粗暴地侵犯著作权，也就是表达的自由与进行反驳和批评的权利？如果我被判有罪，这就意味着禁止写作一本未经当事人允许的传记。您知道一本在监督之下写成的传记叫做什么吗？一本圣徒传记，一本题献的书，一本传奇，随您怎么说……这样一种判决将是史无前例的。对意图定罪，这种罪行是不存在的，除非是事关间谍或者搜集情报。这是刑法第2段第80条的规定。
是的，我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写作，在与出版商的协调方面无疑要冒一些风险。这不会是第一次，我甚至从来都不是乐于这样做的。写一本未经允许的传记，是困难而艰巨的事情。库斯托少校曾经给我找麻烦，不准他的合作者说话，不让我看他的基金会的档案。我不管他怎么说，用别的办法进行调查，到书出来的时候，库尔托也无可奈何。我是无可非议的。
极少有传记作家去写活人的传记。不过，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，由于他完成了一些令人注目的事业，由于他采取过一些公开的立场，就非常自然地会招致反驳和批评。有些作家一有风吹草动就放弃了写作，我为他们畏首畏尾的行为感到遗憾。
我认为应该坚持下去，反对恫吓，当然这是要在法律的范围内。
出版社要避免打官司，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在诉诸法律的时候，大部分出版商与他们的作家的关系都破裂了：“人人都有他的烦恼，人人都有他的律师。”格拉塞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得有点过分了。不征得我的同意，就把我的提纲交给阿兰·德隆，这是犯了一个错误。事发之后，它为了不受指责，就背着我与阿兰·德隆和解。胆子真大……这就是我要求法庭传讯出版商的原因。
不是。我写某个人的传记，是因为这个人使我感兴趣，使我惊讶，使我着迷，而决不是想损害他。我寻求的东西，对于理解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来说是一些关键。拿阿兰·德隆来说，他是由一对狱卒夫妇养大的，这不是轶事。这种在警察与流氓之间成长的童年环境，难道没有在孩子的想象中引起混乱，获得了许多角色的灵感吗？
没有。不应该预先对写作有那么复杂的规定。
道德？我不是用这些术语进行推论的。重要的是要有条理和严密。我的每一本传记，都有70公斤书面的，音响的和视听的资料，还有100来盒采访的录音磁带，它们在被采用之前，都被打成文稿交给当事人了。我从来不用笔名来隐瞒自己，不向我的对话者说谎，我的写作是公开的。我对所有的资料都要验证。如果它们不符合事实，如果我说不出它们的来源，我就放弃不用。
您是不是想告诉我，对讲真话的追求是属于狂热？该是问问我们与真话的关系的时候了。在美国，说谎的人要受到惩罚，法国的文化则相反，似乎对谎言很能将就。除非是希望一个极权国家的来临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首要的总是讲真话。所有的作家，所有的记者，都应该能够提出他们的问题，并且得到明确的回答。
那么追求真实的权利，难道不是传记作家的权利吗？一切都取决于形式：一个传记作家是在理解，而不是在进行审判。
在进行引起轰动的揭露的时候，您不担心伤害他的亲友和孩子们吗？
真话对于孩子们的伤害，要小于谎言或秘密。应该把事情说出来，不能自己不说真话，却强迫孩子说真话———否则就是一个嘴巴。如果德隆与动摇第五共和国的马尔科维奇的案件有牵连，这毕竟不是我的错。难道应该以人权的名义来保护一个罪人吗？不。只是永远要对提出的问题提供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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